牛军: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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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7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记者李涛 摄)

牛军  

(环球时报5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近来刊文,声称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头”(rival)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因此,对华强硬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中美之间由此进入“第二次冷战”。无独有偶,一些中国专家学者也认为中美之间“新冷战”已经开始。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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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不具备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在四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意识形态的有你无我是双方对立的根本原因,驱动并主导双方的相互政策,双方都将打败以至消灭对方作为战略目标;其二,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其三,整个世界格局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其四,澳门新葡亰网站所有平台,双方各自组成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同盟。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当年领导建交谈判的两国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和卡特——都对他们的最后决定做出过内容大致相同的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美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当时以及后来的听众中不少人会认为,这些都是政治家发表的好听的套话,但35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绝非如此。中美正常化不仅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和两国国内的政治议程,而且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极为深刻和巨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35年来世界历史进程中两个革命性的和最具持久影响的伟大事件。其一是持续了40年的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和平落幕,人类从随时可能被核战争毁灭的恐怖阴影中解脱出来;其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两个伟大的事件并不都是因为中美建交并能在很长时期里基本保持了战略性的合作,尤其是冷战和平结束这件事,还有诸多其他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中美正常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甚至这两个事件会不会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发生等等,都是有疑问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之所以被称为具有远见卓识,并不因为他们能像算命先生一样预见每一个历史奇迹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发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关键是他们能更早的透过重重迷雾,看清大潮流涌动的方向并能顺势而为,推动历史更快地向前进。当然,也有一些因为误判世界潮流而导致倒行逆施的人物被载入史册,这类历史人物也会反复出现。

显然,以上四个条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首先,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利益冲突。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决不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要积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发展,打造包容开放的命运共同体。一些专家学者倡导的
“中国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动发展,绝非“颜色革命”。

  
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期间,曾经在一次与美国商界人物的会谈中乐观的预言,中美建交后两国的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今天的中美关系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早已大大超出邓小平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例如中美贸易去年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双方关系涉及的领域之广阔和交往如此之深入,以及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它被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中美关系就基础稳固和一帆风顺,实际上双方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存在着被称为是深刻的“战略互疑”。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们如此经常和随意的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一类冷战时代的词汇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等等,以致人们越来越怀疑和担心,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或干脆说已经处于“新的冷战”。正是这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现象使人们迫切感到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正是对现实的困惑导致了对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历史的关注。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并非主流。目前,尽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认为“北京模式”的成功对“华盛顿模式”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对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刻意地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

  
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可以大致分为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其中第二个“地区层次”即东亚地区是本文叙述的视角。不论是根据冷战时代的历史,还是基于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关切,都应对此视角给与更多的关注。经过建交后35年“合作”与“斗争”,中美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在这种被称为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关系中,存在和不断增高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向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倒退的制动器。不过,更需要重视的是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味的“竞争”,其中最直接和尖锐的是中美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其本质就是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和定义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位置,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

其次,中美之间早已形成难以逆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经济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几无可能再度恢复两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不同美国搞对抗,更无意打造一个“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聚集一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阵营。即便是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日韩澳等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东亚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舞台,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必定要对美国的权势造成冲击。中国的影响是极为巨大深刻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塑造过程中。中国在冷战时代的诸多重要决策及其后果均表明,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中国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来界定和改变。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在当时与诸多重大事态一起,塑造了冷战时代东亚国际政治包括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一些重要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总之,解读和应付中美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及其后果,是一个极富挑战的课题,从这个视角回顾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的进程,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尽管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但要以此主导世界安全事务却力有不逮。毕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都不在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之内。而中国并不想要打造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伙伴与盟友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驱动的,在组织上开放包容且关系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在组织上封闭排他且关系不平等,其目的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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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东亚冷战

  
从东亚冷战的视角解读中美关系,首先需要解读东亚冷战的历史特征。冷战作为40多年的历史过程,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首先是欧洲的衰落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两国展开的全球战略对抗;其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美苏对抗如此激烈,很重要的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理念之争不仅推动它们相互对抗,而且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外干涉,包括非常残酷的军事入侵、支持政变等等。简单地用“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斗争”、“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等等概念来解释美苏对外干涉的本质、动力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再次是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二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是由冷战引起的,但的确为冷战的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大量新兴国家的诞生也形塑了国际政治的很多特点。

  
以上三个因素构成了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宏观背景,不过东亚冷战的确有其独特之处,这同美苏在此地的竞逐以及由此导致的热战和军事同盟体系有直接关系。可以这样说,美苏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折射到中美关系之中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战略问题,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互动更为直接和明显;两国关系对冷战体系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两国在东亚的战略行为施与的。

  
从冷战40多年的全过程看,东亚在地缘政治上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有与欧洲不同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东亚多数国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但是,东亚毕竟也笼罩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之下,特别是这里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另一方面,东亚或稍微扩大一些到东亚的毗邻地区,也是冷战超级大国的滑铁卢。美国因为在越南十年战争而从世界霸主地位下跌;苏联则因为十年阿富汗战争而彻底衰落乃至解体。